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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从处理人民来信入手，检查一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分子的情况，并向他们展开坚决的斗争。

（二）尊严是人的道德自治 首先，人有对生活慎思与评价的本性和潜能，这在逻辑上就必然预设不受干涉地反思和选择自己的生活，独立表达对善的生活的追求，因此我们可以得到第一个最低共识：[12]它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内在属性，与人的外在身份无关，它的核心意思是强调人性的不受支配。受教育的程度，参与公共生活的可能等等，如果没有这些条件，人将不可能对生活进行反思和选择，也就不可能维持一种尊严的地位。

[41] 但与具体的基本权利条款不同，尊严条款在《基本法》中具有非常特殊地位：[42]第一，德国宪法通说认为人的尊严可以被事实上侵犯，但不会被剥夺，它是根植于人之为人最基本属性中的，尊严先于国家和宪法而存在。可以说围绕人格尊严条款的学术研究和辩论是中国宪法学最具有理论关怀、但也最具争议的课题之一。更具体说，每一个国家基于不同的文化、制度、习俗、观念甚至自然条件，都会塑造不同的价值体系。[33] 欧洲人权法院对于尊严的理解也是这个思路。因此，肉欲之欢完全不是人之尊严所系.seeCicero,OnDuties,editedbyG.GriffinandE.Atkin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1,p.41. [18]金耀基：《中国民本思想史》，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62、64页。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使用德语Würde来指称尊严，意指价值(worth)，也即值得追求的事物。[90]谢立斌教授认可内部统摄地位，也认为第38条有发展为整个基本权利基础的潜能，但无法透过宪法解释的方案完成，只能通过将来修改宪法来实现。童之伟、殷啸虎主编：《宪法学》，上海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1页。

正是由于对新闻自由究竟是公民权利还是国家权力的认识混淆不清，加之党的领导与新闻工作的关系问题没有解决好，这才使得《新闻出版法》始终处于难产状态。[6]中国共产党应该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经常检讨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来教育自己的党员和干部，并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卷），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250-251页。在人民权利观主导下，作为权利的新闻自由与作为权力的新闻事业呈现出高度混同乃至扭曲的状态，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之下。

要弥合宪法分歧，应当采取落实人权原则、限定宪法中人民权利的作用机制和功能范围、合理区分作为权利的新闻自由与作为权力的新闻事业、实现新闻自由保障法治化等措施。第二，在大部分时间里报刊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并不是新闻宣传工作的重点，一旦有重要的宣传任务出现，批评新闻必然要被压缩。

其次，在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构架当中，人民的利益所代表的就是社会的整体利益，而且从某种程度来说也就是国家的利益，因为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出现了国家和人民之间的新的关系，这种新关系，就是国家为人民、人民为国家、国家爱人民、人民爱国家、国家保护人民、人民保护国家、人民和国家凝成了一体。[3]1475 从上述两段有关人民民主专政的经典论述当中可以看到，《共同纲领》中的人民权利观实际上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前半部分——人民民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这其中包含的理论和观念，与当下主流宪法理论有着很大的区别： 首先，权利的主体——人民，是一个基于一定阶级划分的抽象集体概念，而不是如公民这样的平等化和形式化的个体概念。1950年《决定》的发布极大地繁荣了报刊上的批评报道。其中第5条是一般性条款，主要是列举了人民享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等自由权。

与此同时，假如我们只报道了我们社会中好的和前进的一面，加以歌颂赞扬，是不是就完成了我们的任务呢？我们应该说，那已经做得不错，新中国极端需要这样的工作。发展人民出版事业，并注重出版有益于人民的通俗书报。分别参见童之伟：《法权中心主义要点及其法学应用》，《东方法学》2011年第1期。[18]343除了自己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人民日报》还经常以报纸工作述评的方式对地方报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工作作出评估，并给予指导和支持。

只是从1953年开始，批评性文章才开始减少。到1955年，《人民日报》每天收到的来信中，属于批评、建议、控诉和揭发性信件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

[6]3-4 再次，权利的享有和实现决定于国家权力的构造和社会物质条件的保障，而不是决定于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和独立司法的保障。只有广大人民的民主权利和根本利益都得到保障和发展，公民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才有可能得到切实保障和充分实现。

关键词：宪法分歧 基本权利 人民权利观 公民权利观 新闻自由 在我国几部宪法中，以人民作为基本权利主体始于建国初期的临时宪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这种连锁反应并不是历史的某种巧合，而是因为宪政民主氛围中的批评性言论是最有效的社会发展矫正器，而且越是对社会影响重大的方针政策就越是需要经过批评性言论的检验。我们的绝大部分的新闻事业也已不是或不可能属于利润追求的企业范围，而基本上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人民公营事业了。从历史来看，在这种宪法观念和体制之下，批评性言论的繁荣与凋零完全取决于执政党自律精神的多少。实际上，强调公民权利观在宪法规范中的主流地位并不意味着对人民权利观的排斥。在制度化的宪法解释制度尚未完善和成熟的情况下，上述这些宪法理论层面的改革措施还是需要执政党能够应时而变，改进人民权利观，进一步加强并真正落实公民权利观。

将公民做人民与敌人的二元划分，实际上是历史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在法观念上留下的残存的、但也是深远的影响。总的来看，《共同纲领》第49条当中新闻自由的含义与我们当下所理解的新闻自由有着巨大的差别，究其根本还是人民权利观起了主导作用。

最后，极端时期的政治化调控成为政治运动的工具，并产生了一种逆向操控的效应。信息社会是21世纪全球发展的大势所趋，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

人民新闻事业的共同使命就在于把国家建设的计划和活动真实地报道出来，动员人民为争取更高的生活水平而作战。《共同纲领》中的‘保护报道真实新闻的自由，与‘客观主义是没有丝毫关系的。

[17]322-325虽然1956年8月《人民日报》在大改版期间短暂实施过独立批评，但是随着反右派斗争的开始，大改版的成果很快被完全否定，那一时期的新闻改革也仅是昙花一现[9]。可以说正是由于两种基本权利观的分歧阻碍了我国新闻自由保障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而这种现实的宪法不可避免地会与文本的宪法，尤其是其基本权利部分所秉持的公民权利观产生某种分歧。公民的一切权利和义务，都是为了建设和保卫我们伟大的祖国，为了保证广大人民的幸福生活，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事业。

这些批判不仅在理论上、观点上有一些根本性的错误，而且在方法上粗暴蛮横，把学术争论演变为政治批判，严重损害了学术研究和争论的自由。1951年12月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匿名群众来信，批评华东专科学校在工作中的缺点。

其实，也恰恰是因为长久以来，我国现行宪法的条款、原则和精神没有得到很好的阐释，宪法文本背后所蕴含的意义世界变得越发隐晦庞杂、经年累月而意蕴深邃，加之转型期所带来的日异月殊、世事变迁、新旧更替，整个宪法内部甚至出现了不少看似自相矛盾，却又玉石杂糅的地方。在1949年6月15日开始的共同纲领第二次起草工作中，人民民主专政就已经写入当年8月形成的《共同纲领》草案中，此时距离《论人民民主专政》发表只有2个月。

这个人民首先是由一定的阶级构成的，是一个集体概念。[29]承接了报刊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舆论监督实现了某种程度的以市场为导向的权利监督权力，但实践中的舆论监督更多的还是通过以执政党自律为基础的权力监督权力的形式展开的。

只有这样的批评才能有充分根据和提出改革的办法。[16]196 保障新闻自由并不意味着要党放弃控制新闻事业，而是要明确其控制的范围和游戏规则。与此相联系，《共同纲领》第49条中禁止利用新闻以进行诽谤，破坏国家人民的利益和煽动世界战争。关于这一点，《共同纲领》说的很清楚，对于不属于人民的那部分国民，就应当不给他们享受人民的权利，却需要使他们遵守国民的义务。

[10]48-49针对这篇讲话，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新闻界代表刘尊棋[4]，在《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专门的评论文章（以下简称刘文）。但是，也要看到，这后30年，批评性言论的多寡主要的还是取决于各级党委，尤其是各级党委领导的自律精神。

2.正确方向基础上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胡文在号召全国新闻工作者努力贯彻《共同纲领》第49条的方针时用了两句话：我们一定要充分地报道人民大众战胜反动派建设新生活的努力。将人民视为与国家、与社会完全等同的抽象集体感念，那么以人民利益作为判断新闻真实与否和调整新闻工作重心的标准那也是再自然不过的。

因为只有建筑好宪法法治的基础和公民基本权利的底线，才能保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稳步地朝着符合时代发展的方向进行改善，保证其政策都是既健康又充满活力，既有利于社会进步同时又不损害个人利益。所幸，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的宪法以及现实的新闻自由保障和管理制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公民实际享有的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及其程度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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